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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代奇才,被冤枉近千年:大宋最应该平反的“奸臣”

来源:用户 最爱历史... 收藏 编辑:从小磊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

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

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1/3,《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章惇[dūn],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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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录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

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

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

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许多人见到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

但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一直贬到山穷水恶的岭南。那是因为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期间,在朝大臣大多无视宋哲宗这个小皇帝的存在,让他心生怨恨。在自己亲政后,宋哲宗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

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年),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纪录片《苏东坡》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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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改革。

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熙宁五年(1072年),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

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

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

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年),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

然而,元丰八年(1085年)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此时,朝廷风向骤转,原本依附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仍然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他最终像坚守变法的蔡确等人一样,被贬出朝廷,在元祐8年间,无缘重返朝廷。

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3年)四月,召章惇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5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而此时,章惇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自始至终,章惇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摇摆和纷乱的政局中显得尤其可贵。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

▲章惇剧照

3

很多人知道,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其实,作为苏轼的好友,章惇同样以“不合时宜”出名。

章惇在世时,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敢言、直率、绝不见风使舵的人。

不管在谁面前,皇帝也好,摄政太后也好,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毫不顾忌个人利害得失。

宋神宗元丰时期,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斩杀一名漕官。第二天上朝,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杀的人,已经执行了吗?”蔡确回奏:“臣等正准备报告此事。”宋神宗追问:“杀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于是说,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我朝不曾杀过士人,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宋神宗沉吟许久才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这时,门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来,说:“陛下,这样还不如把他杀掉算了。”宋神宗反问:“这是何故?”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依臣看,杀头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听,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连忙对宋神宗说:“陛下,像这种快意的事,臣以为还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对蔡确、章惇等人说:“这件事就由你们酌情处理吧。”

从来奸臣只有溜须拍马、逢迎皇帝作恶的,哪有如章惇、蔡确这般,当面顶撞,给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临朝,司马光拜相,新法陆续被废,但此时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马光抱病上疏,请求5日之内罢除免役法,否则“死不瞑目”。

对此,章惇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日更张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极须详审,不可轻易”,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为差役法,“更张草草,反更为害”。

免役法,是王安石执政时期,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推行的新法。原本百姓需要向朝廷服役,现在只要交免役钱,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这项制度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虽然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废食,彻底否定,开倒车返回差役法,则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仅章惇,连保守派阵营内的人,都劝司马光要慎重。

但司马光一意孤行,为了反对而反对,此事做得不像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当闲居南京的王安石听说司马光要改免役法、复差役法时,愕然失声说:“亦罢至此乎?”沉吟良久,他又自言自语:“此法终不可罢!”说完,平生坚强的王安石老泪纵横。

章惇人在朝堂上,他清楚地知道时移势易,保守派要干的事容不得他一个变法派的人说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顾,就是要捍卫王安石变法的心血。保守派轮番弹劾他,他却“不贬不去”,不顾名声和安危,宁愿被贬也不自请外放,要换取时间来捍卫王安石最为看重的免役法。

史书说,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保守派争论,多有不逊之词,“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

罪名的认定大有学问,高太后等人当然不能以坚守新法的理由罢黜章惇,尽管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轻薄无礼”之类的罪名,被轰出了朝廷。

从来奸臣只有审时度势、迎风而上的,哪有如章惇这般,逆势而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选定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假意征求宰执的意见。

章惇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说按照程序应当立谁谁谁。向太后反对。章惇还是不知迎合,又说那应该立谁谁谁。向太后又反对。

见章惇两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义说,端王赵佶“有福寿,且仁孝”,可以立为君。

说得这么明显了,章惇依然执拗地坦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话没说完,与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牵连,对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听太后处分!”端王赵佶由此继位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却一再力争,不管不顾。要知道,这时候的章惇可不是一个政坛愣头青,而是一个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经验的66岁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天下社稷苍生计,他不能不力争。

可悲的是,这次力争的失败,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沦亡,证明了章惇的远见卓识,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则彻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从来奸臣只有攀龙附凤、投机取巧的,哪有如章惇这般,不识好歹,押上个人和家族前程尽说大实话的奸臣?

尽管传统的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的叙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为一个直臣的光辉品格。

由元祐党人后人执写的史书,因为反对变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们除了空口无凭说他“有才无行”,却举不出具体的例子来论证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写下来的关于章惇的事迹,反过来证明了章惇是一个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的人:

他曾大权独揽七八年,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但除了一个入朝当校书郎的低级官员,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徇私的奸臣吗?

他终生信奉、发扬和改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在另一名变法派领袖蔡卞极力推行王安石个人崇拜的时候,头脑清醒地站出来反对搞偶像崇拜,说自己不曾唤王安石作“真人、至人、圣人”。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谄媚的奸臣吗?

他为官清廉,据说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说他贪污受贿。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贪污的奸臣吗?

他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说提议的人“可斩”。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强势地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并积极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卖国的奸臣吗?

不徇私,不贪污,不谄媚,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他章惇到底图什么?

难道,作为一个奸臣,他图的是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和有胆气吗?

▲章惇剧照

4

如上所述,正史中关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断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历史现实,《宋史》(虽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基本理由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入《奸臣传》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危机,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宋高宗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由蔡京祸国,上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时人杨时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说起来,司马光报复心强,打击面太大,而且犯错在先,理应受到更严厉的批判。章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宽恕政敌,虽做了一些努力,仍无法摆脱党争报复的心魔,但他的罪恶绝不比司马光犯下的更重。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睚眦必报、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参考文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邓广铭:《宋史十讲》,中华书局,2015年;梁启超:《王安石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喻朝刚:《章惇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黄锦君:《章惇传论——从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巴蜀书社,2000年;方志远:《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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