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虎兕出柙：为何一场瘟疫就让罗马帝国由盛转衰？|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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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inrish

说到瘟疫，这个词自古以来就与死神的镰刀联系在一起。

从公元前25世纪第一例见诸历史的埃及麻风病疫情开始，它即时不时地将苦难创伤传播给人类。终结伯里克利梦想的雅典瘟疫、夺走中世纪欧洲1/3人口的黑死病、席卷全球的1918年大流感，无不是牢牢印刻在人类记忆中的恐怖凶神。

在造成损失和传播恐慌方面，可以说人们还从未遇到过比瘟疫更为严重、更具危害性的自然灾难。

更有甚者，疫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可深刻影响后者政治，经济，军事的变革，甚至能起到改变历史走向的作用。

例如爆发于公元2世纪中期并肆虐地中海世界的安东尼瘟疫，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安东尼瘟疫是罗马人首次遭遇到的呈现世界级扩散的传染病。

在此之前，尽管在其历史上也不乏著名的爆发时疫——以意大利为例：公元前 43年、公元前 22年当地都曾爆发遍布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瘟疫；公元 79年由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流行的传染病甚至造成罗马城每天死亡1万人的惨剧——但它们都未曾如安东尼瘟疫那般同时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

更重要的是，上述疫病大多是由本地原有的诸如疟原虫、志贺杆菌等病原体激发，由于后者依靠媒介和环境传播，又因多次流行为人体熟悉的缘故，在传染性和破坏力上均受到限制。

然而，安东尼瘟疫却与以上疾病不同，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又与来自帝国的疆界之外，讫至当时尚未与本地人口接触过，这就使土著免疫系统无法及时对其识别加以抵御，由此造成远比疟疾，痢疾可怕得多的传播率和破坏性。

｜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的瘟疫 图源于网络

传统观点认为，安东尼瘟疫的爆发最早是由东征的军团士兵返回时带入帝国境内。

此前罗马人正与近邻帕提亚人进行着一场持续近六年之久的战争，后者由公元 161年帕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四世入侵罗马附庸亚美尼亚引起。

罗马人在战争之初因仓猝无防遭受了较大损失，但至公元165年底，由悍将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指挥的精锐军团已深入帕提亚腹地，洗劫了该国首都泰西封和第一大城塞琉西亚，并于次年胜利凯旋。

但就在罗马大军回国之际，他们也把瘟疫带回了家乡。

｜与帕提亚骑兵作战的罗马军团 图源于网络

一些流传广泛的谣言甚至宣称，是抢劫塞琉西亚神庙的士兵们在搜寻财宝时误打开了一只神龛，才将被镇压其中的瘟疫元凶放出。

以上说法显然并不符合事实真相，实际上，现存的某些同时代演讲稿和部分考古遗迹表明，早在公元165年夏季病原体即已传入帝国境内，东征士兵的凯旋归来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罢了。

于是，这场瘟疫以惊人的速度从巴比伦尼亚的干旱平原扩散至帝国全境。

｜罗马帝国极盛时期（公元前1-公元2世纪 ）图源于网络

公元165年末，我们尚只知道在小亚细亚靠近爱琴海沿岸和部分内陆行省出现疫情，随着次年帝国大军的班师回朝，首都罗马很快也沦为瘟疫肆虐之地。

拜罗马人引以为傲的、十分便利各地交流的帝国大道所赐，病原体非常轻松地从这座人口破百万的超级都市出发，四处散射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公元168年，传染病袭击了意大利北部的门户重镇阿奎利亚，并感染了许多正调往北方边境作战的士兵，军队战斗力由此严重受创；公元167-172年间，疫病逞凶巴尔干半岛，雅典城甚至因此无法找出公元167、169和171年的首席法官人选；埃及的纸莎草文献声称，瘟疫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就连遥远的高卢行省和莱茵河边境也不能幸免。

新瘟疫引发的可怖临床症状同样让人触目惊心。

古代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医生之一伽伦是这场疫情爆发的见证者和施救者，作为希波克拉底蛇杖的传人，他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临床笔记，从而得以让后世一窥此次天灾究竟带给人类何等恐怖的一幕。

｜自希波克拉底后最伟大的西方名医伽伦  图源于网络

伽伦记载：

“第九天病人全身都起了疮，几乎所有幸存者都是这样。他全身都涂抹上汤药，直到第十二天才能起床。

“那些即将康复的人会时常呕吐，全身都出现密集的黑色脓疱突起。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这种脓疱会导致溃烂，并最终硬化。这种黑色物质是发烧病人水疱破裂后溢出的血液残余，就像自然沉积在皮肤上的余烬。有些起疮溃烂的人的皮肤会部分结痂脱落，然后机体就会在一两天内结疤逐渐恢复。另外一些没有溃疡的人，疱疹看上去粗糙发痒，会像鳞片一样脱落，他们不久后也都会康复。

“那些并不呕吐的病人，全身也会出现黑色疱疹，有时部分疱疹会结痂脱落，并在感染后的许多天以后，脓疱才会一点点地硬化消失。

“当他人触碰时，感染上瘟疫的病人似乎既没有感到暖和，也没有表现得急躁如火，尽管他们因为发烧而非常难受，就像修昔底德描述得那样。

“许多幸存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在第九天、第七天甚至第十一天时排出了黑色粪便，其中有一些不同症状。一些人的粪便近乎黑色，另一些人在排便时既没有感到疼痛，也嗅不到排泄物的恶臭。许多人站着就开始排泄。如果排便不黑，那么黑色脓疱就会随之出现。所有拉出黑便的人都死了。

除此之外，我们从伽伦的其它部分描述得知瘟疫感染者还有口臭、胃部不适、咳痰、内溃疡和发炎的症状。结合上述诊疗情况分析，后世医学家大多认为天花是最符合安东尼瘟疫临床症状的元凶。

｜ 安东尼瘟疫爆发时居民被感染后的惨象惨状 图源于网络

众所周知，天花是历史上一种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恐怖传染病，它会使感染者机体短时间内因炎症出血而死亡，即使幸存者也会结痂留下疤痕；而且与鼠疫霍乱等细菌性传染病不同，导致天花的病原体是比细菌更微小的天花病毒，后者不似鼠疫耶尔森菌或霍乱弧菌那样具备完整的细胞结构，它们必须寄生于人体或动物细胞中才能生存，因此其防治效果比有害细菌更为困难。

即使在各种抗生素完备的如今，绝大多数病毒仍然无法如同细菌一样被抗生素直接抑杀，可想而知在两千年前医药知识尚且原始的古罗马时期会造成多大的破坏。

｜电镜下的天花病毒  图源于网络

当时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确实都证明了疫病的为祸甚烈，曾亲身经历瘟疫感染的著名演说家阿里斯提德斯彼时正在帕加马疗养，他回忆自己发炎时喉咙遭受到“一种胆汁混合物的可怕灼烧”，几乎置其于死地。

尽管他本人最终生还，但瘟疫却感染了他几乎所有的邻居和奴隶，这些感染者在他面前一一死去，甚至有人在尝试向外求助时倒毙于房门之前，帕加马全城都充斥着绝望的哀号。

意大利多地也在病毒的袭击下人口锐减，一些小型的乡镇出现了十室九空、土地荒芜的现象，大量平民因为恐慌纷纷逃离家园，涌入罗马。

由于罗马人尚未形成正确的病菌理论，不可能对上述有可能携带病毒的潜伏人群进行隔离，导致密集而拥挤的城市居住区一次次成为瘟疫流行的温床，城市公民成千上万地得病死去。

瘟疫带来的致死率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政府机构必须要动用军用制式在内的各种马车才能勉强将尸体运走，墓地价格也因此被哄抬到令人吃惊的高度。

｜天花病毒的历史传播  图源于网络

为此，当时在位的两位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与韦鲁斯不得不颁布法令，严格要求人们不分贵贱都要在死后由政府统一埋葬于公墓。

更糟糕的是，安东尼瘟疫不仅破坏严重，它的持续时间还特别长。病原体在公元 172年之后因自身生物规律和地理条件限制而一度沉寂，却并未消失。

随着帝国人口逐渐恢复，潜伏在视野之外的疫病很快就在人们放松警惕之际卷土重来。

纸莎草和铭文的记载表明，公元178-179年冬，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法尤姆首先爆发了第二波瘟疫，当地一个名叫索克诺派欧内斯的村庄在两个月内病死78名成年男性，而村子本身总共才有244名成年男子。三角洲地区的其它村庄也大多在传染病的肆虐下人口大幅减少，有些甚至因此被废弃。

公元182-183年，北方边境的诺里库姆行省同样也再次出现时役，并最终蔓延至意大利，帝国首都当然也不能幸免。公元191年，安东尼瘟疫最后也是最猛烈的反弹在罗马炸响，在感染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有超过2000名牺牲者命丧黄泉，人们甚至不得不采用注射毒药的方式来减轻濒死患者的痛苦。

｜遭受安东尼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图源于网络

如此严重的病情让那些自以为最糟的时间段已经过去的民众非常恐慌，就连撰写这段历史的元老狄奥也不禁惊呼：“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灾难。” 这场首次波及地中海全境的罕见大瘟疫，一直持续到帝国人口被大幅度削减、无法再支持疾病蔓延的最后时刻，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毫无疑问，这次世界级的大瘟疫对罗马帝国的负面作用已经到了莫可名状的程度，即使五贤帝的盛世也无法有效缓解。

按照现代历史学者的不同推测，安东尼大瘟疫可能造成2%-1/3的帝国人口消亡；倘若依据以天花为病原体的流行病学模型计算，整个帝国的死亡率更是高达22%-24%。

即使采用目前公认的谨慎观点，帝国也有10%的人口在安东尼瘟疫中消失。

如此高的大范围人口骤减显然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沉重打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军队。

罗马军团是密集化的重装步兵方阵集团，本就是疫病爆发最合适的温床，当他们对外作战或得胜凯旋时就更容易加剧和流行疫情，上述危机在公元167-180年的马科曼尼战争期间得到印证。

不少古典历史学者都曾提到在北方边疆作战的士兵因感染瘟疫，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的现象，军队战斗力由此大受打击。

｜马库斯·奥勒留斯为饥荒中的公众分发面包  图源于网络

为了解决兵源紧缺的关键问题，哲学家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不得不于公元169年颁布法令，向奴隶和角斗士紧急征兵，一些正常情况下免于服兵役的希腊自治城邦则被取消豁免权，就连达尔马提亚海盗和伊苏利亚土匪也被以赦免的名义招安从军。

帝国甚至为此改变了以往绝不允许整支蛮族入境的政策，将一支3000人的纳里斯提部落安置于多瑙河以南的境内，由罗马人提供土地供其耕作。此举首开蛮族保留自主权的先河，埋下了此后帝国蛮族化的隐忧。

相比尚能勉力维持的军队，帝国的财政经济却在疫病危机中受冲击尤为严重。大量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税收锐减。

以号称帝国粮仓的埃及为例，位于尼罗河三角洲门德斯城附近的20多个村庄就因村民的死亡和流散，导致上缴的税款少得可怜；原本绿意盎然的农田也在农民逃离后荒芜一片，致使输送至意大利的粮食供应大幅削减。

各地繁荣的工商业同样在瘟疫肆虐下损失惨重，劳动力的大量缺失增加了商人的运营成本，变相抬高了商品价格，让多数平民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足够用品。

不断变化的粮食货物价格则进一步冲击市场，瘟疫爆发前被人们趋之若鹜的土地价值因此暴跌，诸多投资者负债累累。

｜《马库斯·奥勒留斯骑马像》 图源于网络

为了将上述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潜在债务危机消弭于无形，马库斯·奥勒留斯不得不于公元178年取消了罗马人46年内拖欠政府的所有财产和基金债务，并以公众的名义在广场上烧毁欠条，如此则使国家经济又失去一大收入来源。

帝国的银矿开采也在瘟疫打击下陷于停顿，原材料的不足迫使铸币厂在银币中掺入劣质金属以维持发行量，由此导致货币贬值，引发了短期货币危机。

雪上加霜的是，帝国的财政收入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但其开支却有增无减。由于瘟疫破坏了罗马城乡间的公共卫生秩序，政府不得不专门拨出数额巨大的款项重建遭受摧残的疫区，支付在此期间丧生的平民大众的葬礼费用。

｜可能出现安东尼瘟疫肆虐的地点  图源于网络

时役过后发生的饥荒也需要统治者四处调度粮食援助，后者显然需要得到相应的财政补助才能实施。再加上同时进行的马科曼尼战争开支，马库斯·奥勒留斯很快就把先帝庇乌斯留下的拥有27亿塞斯退斯巨额储备金的国库消耗一空。

哲学家皇帝只能想尽一切手段筹措资金，此前从未被提及的征收遗产税、托管税等新立税种被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就连一向被视为神圣的皇家用具和饰品——如金制器皿、水晶杯、萤石杯、瓷碗、珠宝、皇后的金色丝质衣物——都被拿到广场上公开拍卖，可见帝国的财政亏空到了何等糟糕的程度。

但是瘟疫对罗马帝国最大的影响还是在历史走向上。

古罗马时代的显贵精英们所享受的医疗资源尽管远比平民大众充沛优越，但在面对这种此前从未接触过的大疫时，仍然远远不够。

许多高官都和平民一样在瘟疫肆虐时感染身亡，在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有泛达西亚地区诸行省最高指挥官卡尔普厄尼乌斯·阿格里科拉、堪称两朝元老的禁卫军长官弗里乌斯·维克托里努斯，以及——哲学家皇帝自己。

众所周知，马库斯·奥勒留斯的驾崩一向被视为罗马帝制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曾被开明圣贤的五贤帝打造为黄金盛世，而此后就被铜铁锈垢污染。

｜鲁基乌斯·奥雷里乌斯·柯莫杜斯·安东尼努斯（即暴君康茂德）（161年8月31日－192年12月31日） 图源于网络

继承其位的暴君康茂德几乎毁掉了父皇和祖先呕心沥血的所有成就，致使帝国一步步踏入持续三个世纪的危机乱局。

不过，康茂德并非天生的暴虐之辈，他最初只是一个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中二青年，如果马库斯·奥勒留斯没有因瘟疫身故、拥有更长时间来对其规导教育，加上那些同样未受波及的贤臣骁将辅佐，帝国大势未必会那么快地走向崩乱。

从上述角度而言，安东尼瘟疫至少加快了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当然，我们也不宜过于夸大安东尼瘟疫造成的糟糕结果，虽然疫病、战争和暴政的共同作用撼动了五贤帝创造的盛世，但国家本身并未因此被打断脊梁。

罗马文化圈数百年所积累的雄厚实力、完善体制成为克服危机的坚实后盾，瘟疫结束仅仅几代人后，罗马帝国人口即再次增长，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也随之复苏。

｜电镜下的鼠疫耶尔森菌（查士丁尼瘟疫的元凶） 图源于网络

尽管地中海世界的繁荣兴盛再未恢复到五贤帝时代的标准，但帝国久经磨练的完备框架结构仍足以保证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正常运转，不至于陷入动荡的瘫痪状态。

也正是上述内在活力止住了深陷三世纪危机、看似濒临崩溃的国势，从而促成了罗马人四世纪的复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瘟疫在传染烈度和幅度都不逊色于查士丁尼瘟疫、但遭受同样打击的罗马国运却表现得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