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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真的很怂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宋朝

来源:用户 八面楚风 收藏 编辑:杨美丽

北宋地图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象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瓷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

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许多的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

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从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后来变成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传统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宋朝一方面不抑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社会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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